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编者按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国应对外部形势变化的主动作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哪些新的内涵？上海如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刘迪本报记者
■嘉宾：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陈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
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如何科学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新要求？
陈强：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努力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拍。通过不懈努力，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了互惠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与国际科学界开展全方位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科技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显然，开放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近年来，科学研究范式和技术突破模式加速迭代升级，重塑全球生产、贸易和研发格局。科学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必须准确研判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及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刻认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耦合演进的新规律，理解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需求，既要主动适应并融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也要积极参与科技新领域和产业新赛道的规则制订，争取战略主动。
殷德生：新形势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相对于市场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侧重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和创新网络，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时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又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此擘画了“施工图”，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到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到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制度型开放的逻辑主线逐步展开。在外贸体制上，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外商投资体制上，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区域开放体制上，既要求面上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又要求点上的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以及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罗长远：在新形势下，要从三个层面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和要求。
其一，要呼应中国的自身需求。早先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被“拉着走”和“推着走”的特征。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也是人均GDP达1.3万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带有自主的性质，是内在驱动的对外开放，要及时呼应这自身需求。
其二，要呼应发达国家的合理诉求。中国处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历史时期，发达国家既是学习对象，也可能是拦路虎。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呼应发达国家的合理诉求，维护正常经贸往来，努力结交新朋友。
其三，要呼应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中国的发展，同时对中国有很多期待，中国要通过单边开放积极稳定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做到不忘老朋友。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是一致的，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达到三个目的：在国内，调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国际上，调和中国与他国的经贸关系，因为跨国经贸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时，要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落脚点和最本质的要求。
主持人：当下的世界，纷至沓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冲击着国际秩序。我国如何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开放合作？
殷德生：我国一直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开放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围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将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打造高水平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功能是超越数量和规模、甚至高于质量和效益的特质，能级的表现形式就是功能。这三大全球开放合作平台的建设旨在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功能。
罗长远：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背景下，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合作，降低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体现了大国担当。
一是与美国举行多轮谈判，避免关税战进一步升级。今年5月和6月，双方在日内瓦和伦敦举行谈判，达成了一定共识，马上将在瑞典举行第三轮谈判。
二是与欧盟举行谈判，稳定中欧经贸关系，在电动汽车、稀土、地缘政治等议题上加强沟通。7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出席第二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三是做好周边工作，强化与近邻的经贸关系。今年4月，中央召开周边工作会议。随后，总书记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访问。稳定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促进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回稳向好做出的努力。
四是升级自由贸易协定，让双边贸易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去年10月，中国和东盟十国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去年12月，中国和新加坡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生效。中国也正与韩国、瑞士和秘鲁进行自贸协定升级的谈判。今年3月，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韩国举行，就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保持讨论。
五是单边开放提速，为最不发达国家创造更为友好的贸易环境。去年12月，我国宣布对43个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含33个非洲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今年7月，又将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扩展至非洲53个建交国。
陈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持续累积：一是地缘冲突不断升级，世界和平面临巨大挑战；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发起的关税战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脱钩断链”的严重威胁；三是国际科技和产业合作形势严峻，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正常的人员往来、要素流动、平台共享、成果共用受到人为干扰；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性能机器人等基础性技术快速突破，大规模应用后，可能导致部分产业根基失稳，进而引发就业结构失衡和社会失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国际形势“乱云飞渡”的非常时刻，中国应携手世界各国，共创美好未来。一要进一步强化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面向特定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市场合作，增强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二要充分利用大科学设施集聚的优势，增强议题设置能力，策划和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面向重大气候变化、重大疾病防治、重大灾害治理等全球性议题，动员和组织国内外优秀科技力量，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提供更多选项；三要密切跟踪和分析可能引致重大产业创新的前沿技术研发动态，进行更加聚焦、更具深度的前瞻性布局，并与国际科技和产业界开展深入合作，开拓能够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增量市场。
主持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以系统性思维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新布局。在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更好地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方面，上海积累了哪些经验？
殷德生：首先，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明确定位。打造经济增长极，提升世界影响力能级，要求经济总量在全球城市中持续进位，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全面增强，“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大幅跃升，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全球要素资源高效流动、高效配置、高效增值，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地位更加凸显。
其次，以实施国家战略任务为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互促进的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加速孕育，上交所科创板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不断走深走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上海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了自身能级的提升，上海自身能级的提升又进一步开辟了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境界。以结构性和系统集成性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和关键瓶颈，尤其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建立统一大市场。在建设能级更高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过程中，不断提高对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吸引力。与此同时，上海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从中心城区到“五大新城”，再到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龙头、“一带一路”桥头堡，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协同支撑体系。同时发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对内对外开放枢纽作用。
罗长远：在投资开放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开启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改革进程。在贸易开放方面，上海的通关便利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外籍人士入境方面，中国针对特定国家的限时免签政策推出后，上海成为很多旅客的首选入境城市，浦东机场作为全国最大空港口岸实施“联动过境免签”，支持外籍旅客跨区域流动。在服务业开放方面，今年2月，西门子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在沪国际企业获得增值电信业务资格，上海在国家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今年3月，上海德达心血管专科医院获批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心血管专科医院。在单边开放方面，第七届进博会为37个最不发达国家企业提供120余个免费展位。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今年7月，上海自贸区77条试点措施在全国推广，其中涉及政府采购的15条、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15条等都具有首创性和引领性。
陈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上海一直扮演着“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角色。新发展背景下，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就是要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功能互补、协同并进的体系化布局，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创新网络。另外，上海着力强化的“四大功能”中，全球资源配置和开放门户枢纽两项功能都强调了对上海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为此，上海努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一方面，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通过破解区域创新协同中的裉节问题，形成面向特定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打造世界级科技产业集群，代表国家参与未来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奠定能力基础。另一方面，着力改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一手抓条件和能力建设，提升创新要素的浓度。不断夯实建制性科技力量攻坚克难和社会创新力量能量释放的物质技术基础；一手抓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研究环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评价和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服务业等领域实施改革试验，为国内其他地方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主持人：上海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聚焦加快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背景，上海如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陈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指出，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健全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完善创新型企业培育体系，打造全球领先的科创园区，深化国际科技开放合作。近年来，上海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坐标不断前移，清华大学和Nature联合编制的国际科创中心指数GIHI显示，上海的综合排名从2023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7位。其中，创新生态指数排名从2023年的全球第13位上升到2024年的第4位，进步显著。从分项指标看，上海在“开放与合作”和“创业支持”两个方面表现不错，分别居全球第4位和第3位；“公共服务”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未进入排名前十。“创新文化”指标则严重拖了后腿，排在榜单靠后位置。经过近十年的全力建设，上海科技创新的“硬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应依托这一来之不易的条件基础，在主体协同、要素聚合、能力集成、机制联动上多做文章，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口。同时，着力改善上海科技创新的“软环境”。一方面，要弘扬“店小二”精神，弥补公共服务的短板。另一方面，对标国际标杆城市，久久为功，涵养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
殷德生：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紧盯世界重大前沿技术，实现技术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在天宫、北斗、天眼、蛟龙、墨子号和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前沿领域异军突起，打造了一批全国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引领新兴产业。上海创新型经济的鲜明特征就是基本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上海在蓝天梦、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数据港等新兴产业上加速布局，并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创新之城，上海特别重视为创新型头部企业大展身手提供丰沃的“土壤和养料”，加速创新企业、创新机构的集聚。最后，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依靠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重大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上海以“四大功能”促进“五个中心”能级提升，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以三大国家实验室建设为契机，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和战略前沿领域，全面提升张江科学城能级，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形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旨在强化高端产业引领，为打造“三大先导产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六大重点产业”创新突破、一批未来新产业布局成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罗长远：在科技创新方面，上海的体制机制改革要围绕“人”字下功夫，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藩篱，营造国际前沿、制度领先、氛围友好、愿来能留的用人环境，成为青年人、企业家和科学家安身、立命、创业和成长的高地。科创需要“不安分”，上海要成为青年人“宜处敢拼”的城市。科创需要“嗅觉灵”，上海要成为企业家“宜业敢闯”的城市。科创需要“想象力”，上海要成为科学家“宜居敢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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